彭英之，2003年考入复旦附中理科实验班，次年前往英国读高中，并获英国数学、物理、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银奖数枚。2006年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和剑桥大学的offer，最终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10年本科毕业前往纽约Jane Street Capital任交易员，目前居住在香港。
乍一看彭英之的经历和其他理科竞赛优秀生的经历并无大异，而实际上，他的“才”并没有停留在理科上。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哪项都比不过专家，有兴趣就学，幸运的是坚持了下来”。他钻研辩论，参与训练了复旦附中第一批模联成员，当了普林斯顿的国标队队长，并创建了美国的第一个大学中文剧社。 彭英之的兴趣仍在不断扩大，但对话剧的一腔热爱从未停止，每年从香港来美国都要看场戏，想把美国的话剧界新思潮带回国内。
本期彭英之，话题从如何手里摸着股票却心里爱着话剧说起。
虽然你的正业是交易员，但听说你也做了很多和话剧有关的事？
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我一直在剧社的校友理事会里帮忙筹款。在港大给研究生讲过怎么演戏。最近还投资了一部独立电影。总之在过去大半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话剧圈的现状。我看到了美国的creativity，也看到了国内的demand of creativity，但是在中国话剧圈，creativity的气候要小不少。我想如果我能在中间做个桥梁就好了。
有一次机缘巧合在聚会上遇到了刘嘉玲，我当时问她，香港有没有写话剧剧本的圈子。她说没有。我说那电影编剧的圈子怎么样。她说也很小。香港这个演艺界圈子现在都在缩小，有的时候实在是太商业化。
国外的气候是这样的：你有十个人想要认真地去做些很酷的事情，这其中也许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其他九个人都会失败。但你需要很多宁可失败也愿意去尝试的人去一起形成那个气候，虽然最后可能大多数人都没能make it，但哪怕只有一两个人成功了，也是因为有这个圈子和气候。中国愿意为艺术献身的有，但这个圈子还太小。
如果我能somehow，就算靠钱，我来sponsor这些国内的项目，哪怕我10个project 9个失败了，有一个成功的能带来一点价值观的变化，也是值得的。
为什么心里爱着戏剧却要毕业去做交易员呢？
当初加入Jane Street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被邀请去面试，当时就感觉这里就像一个数学Summer Camp一样让我可以尽情做些研究和探索，同时还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工作外业余的时间我也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兴趣爱好。
另外我也是在积累自己的筹码。听起来也许很幽默，但有时候钱是能帮你进入一个领域最好的方法。不过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并不介意。我愿意通过钱去改变一些事情。
那你在金融界，怎么做到随时更新艺术圈的信息呢？
我做金融，但不代表我只有金融圈的朋友。我在大学的时候，结下了许多好兄弟。和演艺圈的兄弟感情是很深的，因为演戏在练的时候特别不修边幅，最丑的一面都见过了，大家也觉得特别掏心。我今年6月就去LA看第一个带我演戏的导演，他告诉我最新的project，然后我就帮他投资。另外我也经常会来美国看戏，有好戏就要看。
你是如何喜欢上话剧并开始创立剧社的？
我有个天赋，也是运气吧，就是我学习东西比较快，模仿能力强。我从大一开始在两个剧社演戏，还修了表演课。有一次修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上有人起哄说“什么时候你也搞一个剧社，我们一起演嘛”。在普林斯顿的其它剧社，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和他们有效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普林斯顿有的剧社从1920年开始一直运行到现在，我想必定有它的内涵。后来我就真的和中国文学课的同学一起搞起剧社了，到了大二的时候已经开始formalize了。
兴趣之外，当时有一件事可能是“导火线”。有次我和一群同学正在排Mary Zimmerman的《天方夜谭》，排戏完了天黑的时候，我们四个人站成一排，我当时说“Look! We look like a family! (看！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家)”有个朋友开玩笑接口说“We don’t like you Jerry!（我们不喜欢你哦，Jerry!)”这时另一个人说“Don’t be a racist! (你别种族歧视!)”其实第一个朋友开玩笑的时候我并没有介意，很明显这就是一个玩笑，但是第二个人说不要be a racist的时候我反而就意识到：他们潜意识里把我归为另一种人。平时剧社里大多都是外国人，他们经常提到我就叫我"the Asian"。
还有当时我也是爱国主义情感高涨——那年春天，也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三一四，五一二，事情乱作一团，我在遥远的普林斯顿一起痛苦着。那个时候我觉得西方媒体真的过分了，因为西方媒体只看到不高兴不满意的人的言辞，而真正content的人并不会抱怨，同时又对自己的国内的一些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心烦意乱。
当时因为这两个“微观元素”和“宏观元素”，我就想，一定要给华人华语也搞个剧社。我想把我学到的普林斯顿其它剧社是怎么运作的体系带到中文话剧社。
我一开始就和大家说，导演只是我的工作，我和你们是合作关系。其实无论是普林斯顿或者是我现在的公司Jane Street，越少的Hierarchy，越flat的机构越容易激发创意。我们做这些剧社都是为了好玩，如果到最后都不好玩了，那我宁可不做。原来普林斯顿的文化那么好，大家之间没有计较，如果有了计较，我宁可不要办。
如果要传承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system，不停灌输思想，传承思想。我很高兴的是，的确我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文化，在普林斯顿。
怎么看待理想和现实？
用温总理的话来说——不要嫌我俗——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既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运用自己的赚钱能力，也要仰望星空为了自己的理想活着。
还有我觉得，世界之大，无法想象。无论是普林或者Jane Street又或是每次旅行，都让我每天有种self-reminder，提醒自己要humble。每次跟人交谈或者旅行不一定需要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也可以是要提醒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有才的人在，自己只是普通的一个罢了。
我一直相信我只是个很幸运的人，很多时候天赋真的是运气。普林的教授们在毕业典礼上也每年每年地提醒我们，运气有多好，所以能回馈就要多回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