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的第十年。为此，《复旦附中人物》将在今年以"我的附中记忆"为话题，分享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校友或老师们眼中的附中故事。 本期附中记忆嘉宾张浩，1996届复旦附中校友，现为Two Sigma的Managing Director。
我是理科班最文气的男生
我93年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复旦附中的理科班。96届一共9个班，其中8班是尖子班，9班理科竞赛班，7班据说都是富二代们（虽然被大人教育不要和他们多交往，但我们都蛮好奇及羡慕他们的）。附中那时是独立招生，自己出考卷。如果你的数理化比较好，就进入理科竞赛班，如果总分很高，就进8班尖子班。理科班总会有人不想待下去，觉得竞赛没意义，想全面发展，于是再转到尖子班，所以最开始我们有50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少。
我被认为是理科班中相对文气的学生。高中第一次语文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当时出考卷的是张大文老师，他想你们这些初中升上来的学生先不要搞什么阅读理解，先考你们错别字能认出几个。于是通篇都是认错别字，正巧我错别字认得特别好，就被刮目相看了。后来选语文和英语课代表，没有人愿意当，就把我推了上去。
我经常去复旦看欧美老电影。因为我姐也是复旦附中和复旦大学的，所以从她那知道了很多复旦的事情，比如每周有英语角， 相辉堂会放一些欧美老电影。 我蛮感兴趣， 所以那时就经常去看电影，印象比较深的有《The Deer Hunter》（《猎鹿人》）。
我很多同学都参加各种竞赛。我高三的时候也搞过物理竞赛，还去同济大学那里培训了一段时间。但我在理科竞赛上好像倒没有什么建树，反而拿了个上海英语竞赛的一等奖。还记得那竞赛最后一轮是口试，请的评委是早年圣玛丽女中的信天主教的老太太们，人都很nice，问的简单，我没说几句，她们就夸我英语说的太好了，可以不用说了。后来也就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等奖，奖品是几盒磁带。
我说贾宝玉“喜怒无常”，语文老师搬救兵
我们的班主任是陈金辉，语文老师是李海静，英语老师叫邹家源。理科班语文方面好像没有高考的需求，基本上就靠自觉。那时老师让我们阅读红楼梦，然后提问看完这一个章节你对贾宝玉有什么看法，问了一圈没有人有想法，最后就提问我这个语文课代表。我想了一会儿说贾宝玉这个人喜怒无常。然而他这个喜和怒都是有原因在后面的，我偏领悟不了。语文老师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就不get it。于是李老师又让班长站起来回答，结果班长说我没有念过这一章。语文老师见这些小孩这么没治，就去搬救兵。然后过了20分钟，周萍老师过来了，说你们这帮小孩，语文学不好，以后有的苦吃（多年后被证实）。周萍是个很有特点的老师，每次谁镇不住我们这帮学生的时候，周萍老师就会过来。
我们的物理老师挺受大家喜欢，叫张亚新，据说是国民党将领的后代，上课挺有意思。至今有一堂课令我印象深刻。帆船是靠风行驶的。他问如果有一艘帆船，你完全逆风方向行驶，能不能前进。结论是可以的，他还专门算了下帆是什么角度，船跟风什么角度。他上课的时候还会在教室后面放一台摄像机，用于之后看自己上课教的怎么样。
周萍老师管早恋比较严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八个女生，我们称为八仙过海，接着成了七仙女，然后五朵金花，最后剩下四个，变成四大美人（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是四大金刚）。看到之前的文章大家提到早恋，理科班由于比较忙，以至于没什么时间谈恋爱，到最后大家觉得再不早恋就没机会早恋了。（其实我在小学已经早恋过了，因为小学的课业最轻松。）
高三参加竞赛培训经常去大学，可能也就沾染了一点大学的风气，有些去向已定的同学也有了时间去照顾些个人生活，想着抓住高三的尾巴干点什么事。班里面女生很有限，所以想跨班找，但跨班找又会激怒别的班的男生，还蛮艰难的。当年班里的四大美人应该都是各有一个粉丝团的，虽然事到如今班里一对都没有成过。
当年老师为了打探我们，会先把女生留下来，再把男生留下来谈话。对我们男生说，再过20年如果你们还没有女朋友，我就会问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但现在你们还不是有女朋友的时候。另外周萍老师管得比较严，比较喜欢做思想工作。当年对于谈恋爱周萍老师也是很明确地阻止，会毫不吝啬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合适”。然后事过很多年，当我们大学毕业后再回附中看看，周萍老师就会把每个人的生活情况都问一遍，然后给同学们牵线做媒，以至于有些同学后来有点避之不及 （开玩笑）。
梦话物理的交大副教授
当年进附中时宿舍楼刚造好，男女生一幢楼，但是不同的走道，一间房6个人。住读生之间的感情总是比走读生深些，寝室里的同学都是好朋友，有时晚上睡不着就会一起聊天。但宿舍楼纪律很严格，九点半熄灯，每天晚上都要查房，只要说话，就一次警告，两次黄牌，三次回家走读一周。
寝室里总有人说梦话，有的人说的是语言，有的就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了。我们寝室里说梦话最厉害的是张骏，他很热衷物理，每天晚上要在寝室和我们说很久的物理知识。比如为什么原子核里的电子绕着原子核转动的形态就和行星绕着恒星转一样，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必然性，他可以说很久。他一直喜欢着物理，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了物理博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现在是交大天文物理系的副教授。（这时周萍老师大概就要说，“你看这好学生，几十年兴趣都没变。”）张骏说的梦话不是我们知道的语言，我们就调侃他说的是土星语，未来要移民土星。
一到附中，视野就宽广了
附中以学业为重，但课余活动也比较多。那时候有很多老师组织的兴趣小组，你可以参加英文兴趣小组去视听教室听英文，也可以去礼堂听大学教授的讲座。可以说附中的学生是既知道怎么学习，又知道怎么玩耍。
刚刚入学的时候，当时自主招生很早有了结果，提前录取的学生5月份开始就无所事事了。周萍老师觉得不能让我们这么自由散漫，遂决定把我们这群人聚起来扔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学里去军训。我们军训了三个月，一起睡地铺，很有意思。由于我写字写得比较好，就可以偷懒去出黑板报，每次就和教官借口说海报还没出完而逃掉烈日底下站军姿。
在军训的时候我还见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题，让我们做。等我们做好后他自己用了两种做法来做，一种是很巧妙的做法，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有意思；而另一种解题方法就像是拿起一把枪一下全做掉。然后他说如果你们是用第二种做法的话，会觉得数学很没意思，虽然的确能解决很多问题。这三个月我觉得自己视野宽广了很多，这点是很受益匪浅的。
不想走无聊的路
进入大学后，对未来还没有很清晰的想法。父辈是这样希望的：复旦念完，就去个外企，make money, have family, have kids，然后供养老人，就是这样了。当年十七八岁的我觉得这样的道路有点无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想一下子看到有尽头的生活。
当时的年轻人对于今后的职业方向还是受家里环境影响比较大。比如有个同学虽然是学化学的，但因为父亲经常去香港出差就对从商比较感兴趣，当年A股刚开始，他就关注证券商，红马甲，黄马甲之类的，后来也顺理成章地从事了金融方面的工作。
当时我姐姐申请过研究生，留下了很多精美的学校宣传册，我一看觉得风光很不错嘛，于是我在复旦理科基地班数学系待了一年后，通过自己考试申请出了国。
我就根据宣传册上学校的风光旖旎程度来申请了学校，其中还有景色优美的女校，Bryn Mawr后来还差点要了我。当时很多大学也录取了我，但只能给我半奖，只有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给了我全奖，于是我就去了加州。后来在UC Berkeley读了计算机硕士博士。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做教授的PHD不是好PHD。所以做教授的想法总是有的，但在美国做教授是一个人一个坑的。所以不好听地说必须上面的人不在了才能做上教授。始终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于是我后来去做了finance，发现做的东西差不多，so far so good。
在美国的中国高中基金会
刚来美国时我参与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全国性组织，有很多上海和北京的学生，当时几个同学想建立一个所有高中在大陆，本科在美国的同学的联谊会。但面铺得很广带来的问题是缺乏认同感，大家可以互相认识，变成一个比较松散的club，但也仅限于认识而已，不会做比较深度的事情，比如回报学校，后来我也就不参与了。之后孙维嘉、应天红还有我就想搞一个只针对复旦附中的组织，开始只是个想法，直到后来又遇到了纽约的一群人，刘翎、张敏华、周晔，就有了critical mass，觉得可以做。于是04年我们就开始有的放矢地建立针对高中的这个组织，何慧湘老师也有助力。张敏华在自己的房间里搞了个服务器 我开始写了个网站，但写的蛮烂的，所以周晔又重写了一个。
张敏华他们最初为基金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精力，如今基金会发展到了第十年，可能也是到了转型的时刻，建议可以根据学校的需求有所侧重，提供多样的资源给学生，也给予校友一些关于生活、工作等切身需要的信息和保护。
